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太阳城亚洲周其仁:日本除三大城别的地方都绿

2019-01-12 07:34

  搜狐财经讯 主题为未来经济十年:模式与变革的首届诺贝尔奖经济学家中国峰会于2013年3月18-19日在北京举行,新华都商学院主办,搜狐财经进行了全程直播,欢迎专注精彩观点。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、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周其仁教授在会上发言表示,这是GDP投影到地图上 看到的情况,日本就是三个包,最大就是东京,然后是大阪,然后中间的名古屋,其他地方都是绿的,太阳城亚洲,也就是人口密度相对低,经济密度也相对低。美国是非常大的大陆国家,它看起来跟日本有些不同,但是美国这么一个世界第一大的GDP,也就是在十来个中心城市集中了大部分的国民生产总值,也积聚了大部分人口。如果看中国的地图,跟这个图比起来就非常分散,不要说大东京20%的人口40%的GDP,我们就是北京、上海、广东、深圳加一起也就是20%、30%的GDP,人口就更不要谈了。我们这个空中特征是非常散的,城不像城,乡不像乡,我们任何都市你坐车出去看,建筑工厂到处都有,国土面积我们还是比较发散。

   中国城镇化也是这样,我们城镇化曾经有倒退的迹象,就是79年的时候,我们50年代允许农民进城,但是58年之后中国就搞了城乡之间的隔离,户籍,粮食,就业,有一系列差别,而且这个差别不是经济技术原因,就是制度原因,生在农村的人只有很少几条路可以跳出农村,多数农民就是生在哪里就在哪里工作,不可能对外面经济机会做出反应。改革开放以后把这个东西做了重大突破,允许人流动,允许劳动力流动。然后中国的指数,从19%的城镇化率,到去年会有51%左右的城镇化率。

   周其仁还表示,很多经济学家认为这里面是将来中国现实的潜力,如果说城市化率低,工业化率也低,那是很多发展国家的正常状态,中国不同,中国是工业化率非常高,城市化率不够,很多资源进入工业,但是配置还有改善的余地,这个改善就会刺激中国经济活力,支持中国经济的增长。但是集聚人口到一起,还会带来很多挑战。

   周其仁称,就是这一波城市化的热潮,要注意吸收国家工业化的教训。当年为了炼钢多着急啊,下了命令就意味中国钢铁产业会起来,最后遭受到巨大的挫折。所以我们要看到中国城镇化在未来二三十年是有巨大的机会。同时要看到这里面潜伏的挑战,真正要把风险和机会处理妥当,我们还是要有一个比较好的体制,尤其空间支援配置方面要有好的体制,这里面有大量的问题我们都会跟着发展做研究。

  周其仁: 这个题目比较长,但是讲的就是城市化,为什么要用一个比较长的题目讲城市化呢?我希望在发言里做一点说明,过去三十年,中国是一个很大的流动过程,如果说中央计划体制,基本是以人口经济要素限制流动为特征,那么改革以后,流动就起来了。这个流动现在带来一个问题,这么庞大的人口规模,像春节,中国人过春节会有几十亿人口在路上,将来到底会怎么样?现在的看法是往将来走,流动的资源和人口会完成一个集聚的过程,会相对稳定到某些空间,区位上来,可能这个过程就是城市化过程。

  这是世界银行画的两张图,左边这个图就是中国人口流动,右边这个图应该是巴西的人口流动,也就是说整个过去二十年,全球和中国人口流动都加速了,这可能是全球化相联系的特征,这个图看上去就跟我们过去看解放战争的淮海战役一样,当然淮海战役也就是几十几百万人,这个是上亿人口。

  那么什么是归属?看起来它会聚到一些地方去,从国际经验来看,它可能越是离开传统的农业,越是发展到现代的工业商业,资源和人口在空间上相对就会更加集中。比如世界半数以上的生产活动目前看已经集中在1.5%的陆地地区。像我们亚洲人口多,国土面积小,山地国家,像日本的聚集程度就更夸张一些,像大东京地区占日本国土面积只有4%,但是差不多有全日本25%的人口,和30%以上的国民生产总值。还有他的三大都市圈,差不多一个国家的经济总量,人口总量70%就在这三个圈里面。在发展中国家,这种现象也开始表露出来,在有些国家甚至更加夸张。后面我会讲到城市偏向,有一些公共服务,福利偏向于城市,特别是首都,所以那里就会吸引更多人口去。无论怎么样,这个较大的生产总量集聚到较小的国土面积上,这可能是现代化发展空间分布的趋势。

  这是GDP投影到地图上看到的情况,日本就是三个包,最大就是东京,然后是大阪,然后中间的名古屋,其他地方都是绿的,也就是人口密度相对低,经济密度也相对低。美国是非常大的大陆国家,它看起来跟日本有些不同,但是美国这么一个世界第一大的GDP,也就是在十来个中心城市集中了大部分的国民生产总值,也积聚了大部分人口。如果看中国的地图,跟这个图比起来就非常分散,不要说大东京20%的人口40%的GDP,我们就是北京、上海、广东、深圳加一起也就是20%、30%的GDP,人口就更不要谈了。我们这个空中特征是非常散的,城不像城,乡不像乡,我们任何都市你坐车出去看,建筑工厂到处都有,国土面积我们还是比较发散。

  这里面所谓城市化最早就是人口分布的特征,人口学家最早发现这个事情,17世纪的时候英国人口学家就发现伦敦好多人死在伦敦并不生在伦敦,小地方的人生在这里但是走了,大地方的是死在这里,但并不是这里的人。所以这很可能是一个趋势,所谓现代化就是很多人死在不是他出生的地方,人口发生了移动。

  为什么会发生这个过程呢?看起来一个条件就是经济自由,你要让人可以跑,如果不准人跑,是宗法的,血缘的,地缘的身份制度,如果一出去要检查,太阳城亚洲有人为的壁垒就做不到。像英国1800年,2500人以上的城镇就占总人口的四分之一,这是蛮高的城市化。为什么高呢?其实跟较早的经济自由是有关系的。他一般是长子继承,有一块地,好几个儿子,一个儿子继承家业,其他儿子就要走,这就变成自由民,这些人到哪里去?就聚到一些地方搞工业搞商业,这也是城镇的由来。所以城镇今天转成市民,市民不是国家给你发一个社保就是市民,市民有很高的流动性,自主性,很多城镇是管理自治的,是自成一体的,是封建架构当中冒出来一个新的代表自由组织的东西。

  中国城镇化也是这样,我们城镇化曾经有倒退的迹象,就是79年的时候,我们50年代允许农民进城,但是58年之后中国就搞了城乡之间的隔离,户籍,粮食,就业,有一系列差别,而且这个差别不是经济技术原因,就是制度原因,生在农村的人只有很少几条路可以跳出农村,多数农民就是生在哪里就在哪里工作,不可能对外面经济机会做出反应。改革开放以后把这个东西做了重大突破,允许人流动,允许劳动力流动。然后中国的指数,从19%的城镇化率,到去年会有51%左右的城镇化率。拿中国自己的标准来看,这个增长度是蛮高的,原因之一就是经济自由,当然不光是劳动力流动,还有企业创业的自由,还有人们职业的自由,哪里机会好我可以到哪里应聘,我可以把公司放在这个地方,也可以放在那个地方,另外非常重要要有交易的自由。我八十年代参加过农村改革,很多人口粮问题都解决不了,他的粮食在乡下,城里没有供应他的。所以当时中央有文件,允许农民自带口粮到城市经商务工,然后就把重重的壁垒打开一个口子。所以经济自由跟城市化之间是有重要的内在联系的,没有经济自由,没有法律保障的经济自由,这个城市化是很难发展的。

  允许人流动,为什么就往城市流动呢?为什么不倒过来呢?自由了城里人也可以下乡啊?但是统计上看进到城市人口越来越多这是什么道理?首先我们说城市定义很复杂,各国标准有很大的不同,但是有共同的内涵,就是聚积,空间上,人口,经济能量聚积过一个临界点,这个各个地方不同,可能每平方公里两千人、五千人或者一万人,标准不同,但是总是过一个临界点以后,我们习惯上或者建制上把它叫做城市。这个密度提高就带来很多问题,现在我们城里生活的居民都有很多抱怨,拥挤,生活成本昂贵,空气成本很差,但是很有意思,抱怨归抱怨,行为上他不走,这个抱怨是要求你改善城市,而不是他离开城市。我下过乡的,下乡的地方空气很好,但是都不去,也包括我。大家都说北京空气不好,他意思不是说那下乡去吧,不去,意思是把空气质量改善。

  这里面一定有一个问题,聚在一起到底有什么好处?答案就是集聚密度就是提高收入,或者说提高净收入,把成本扣掉以后,净的收入还是要高。这个道理很多条,第一条就是亚当斯密的,聚到一起分工细化收入就高了,比如早餐,农村是没有早餐的,你到小城市就开始有了,而到大城市,早餐业非常发达。分工深化是经济增长最重要的基础,这大概是集聚带来第一条明显的好处。

  第二条,单位土地面积上更多人,更多经济活动在一起,信息成本很低。一个进步,一个新花样,很快就传遍了。同时一部分经济学家关注了交易费用可以降低,因为人的来往频率非常高,所有的活动,和维持这些活动的组织和制度成本可以下降。

  第三条,人聚到一起要投资,需要巨大的基础设施投资,所以高密度的城市体,实际上可以节约基本建设的投资。

  最后一条大概最重要,就是知识驱动经济增长,要靠科技进步驱动经济增长。那我们要研究科技怎么产生的,知识怎么产生的。看起来这个事情跟城市有关。你看人类从经验变成经验科学,完成个科学革命,很大程度就是实验室,很大程度就是理论丰富起来了,什么情况下这种想法会激发出来?现在看来跟人口集聚是有关系的,人口集聚才可以把多样性发生在一起,一个脑袋想法刺激另外一个脑袋,而且这个互相刺激要快速反馈,不能说一个想法半天没有人想,一年半年才有人回应。你看学术中心,研究中心,有很多头脑集中在一起,这些头脑要互相激发,形成想法,才形成创新的源泉。这大概都是经济自由的好处。所以人往高处走,凑到一起以后这些好处才可以发挥,所以我们流动人口在自发的活动当中知道,他跑来跑去知道有些地方收入高,他就愿意去,而这个收入高的地方,吸引人去的地方吸引的人越来越多,我们就叫它城市。

  从统计看,城市化率跟79年比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,因为从不到19%涨到了52%,三十年时间,平均每年有一个百分点以上的增长。但是从绝对水平看。51%,52%,也就是美国二十年代的水平,日本五十年代中的水平。所以很多人根据这个数据认为中国还有很大的潜力,我是同意这个判断的,因为补充的一条,因为人均所得其实也是世界平均水平,根据黄有光先生讲的计算可能还不到世界平均水平。但是有一条是有潜力的,我们城市化率不高,我们工业化率很高,工业化率是指GDP中工业化占的比重,中国2012年城市化是50%以上,工业化率差不多47%,我们有一个工业化超前,城市化滞后的问题,所以我们有一个产业重组的机会,看起来我们是发散的,到处都上工业项目,但是工业项目与工业项目之间的集聚度不够,所以相应的服务业,在整个大的环境当中就少。

  很多经济学家认为这里面是将来中国现实的潜力,如果说城市化率低,工业化率也低,那是很多发展国家的正常状态,中国不同,中国是工业化率非常高,城市化率不够,很多资源进入工业,但是配置还有改善的余地,这个改善就会刺激中国经济活力,支持中国经济的增长。但是集聚人口到一起,还会带来很多挑战。

  第一个挑战,我们现在劳动力流动非常自由,但是相应的权利和福利分配跟不上来。你比如说户籍,你比如说土地,你比如说我们从社会应该得到的保障,包括医疗社会,医疗和养老,这个是非常支离破碎的,非常地域化的,安徽某个县的农民的有关福利,第一水平很低,第二当地财政保障他,他一流动这个保障就要打很大的折扣。四川农民到深圳打工,看病的医疗费要年底才可以拿回去报,报的水平是四川的水平。所以劳动力流动相对充分,但是一个劳动力要变成生产力,不是自己身体过去就行了,还有相应东西跟他配套,他出来以后老家房子也闲着,土地也闲着,能不能把这些东西换成现金,这个东西我们都不匹配。

  第二个挑战,大量移民,怎么进行城市基础设施建设,融资,投资,这个挑战非常大。

  第三个,包括我自己在内很多经济学家已经指出,现实当中已经看到有毛病,我们城市化是在较大国土范围内完成的资源在空间分布的优化,但是我们又是行政隔开的体制,因为我们财政到今天还是一个地方政府财政本位的体制,所以我们现在都在一个县,甚至一个镇的范围内搞区划优化,那这种优化,每个县城都在建城镇,每个省城都在建,这种模式跟人口到哪里去可能不匹配,一些地方是大量经济项目要去做,但是他也是这个级别的城市,发展不够快。这个问题不解决,地方财务风险,投资效率的风险可能就逐渐累积起来了。

  最后一个问题,因为我们是悠久的农业文明,农业文明的技术基础是光合作用,有叶子晒太阳就有收成,我们对于人口经济资源在空间的集聚和集中,无论观念,专业知识,人才都严重不足。所以一方面城市化要大力发展,第二所有城市都面临管理的挑战。这些问题都是未来要面对的。

  刚才黄有光教授讲到后发优势,同时也是他的一个同事叫杨小凯,他当时提出一个后发劣势,就是我把前面看清楚了,看清楚政府作用就可以发挥了,市场作用就减弱了,但是这种命令下的模式在现代化当中会出现问题,城市化我们已经看清楚了,发达国家都是七八十,有些国家已经靠近九十,我们通过造车,通过人为努力,通过规划,通过地图上画城市,就可以把城市建设好。我们忽略了,无论把国家政策看的多清楚,你还有你自己的设计,还有当代技术变化,环境变化,观念变化带来的不确定性,不是所有事情都可以看的明白。所以政府的主动作用,和自发的社会运动,市场活动,按照相对价格这个信号配置资源,可能在追赶当中还有非常重要的。我最近写了文章,就是这一波城市化的热潮,要注意吸收国家工业化的教训。当年为了炼钢多着急啊,下了命令就意味中国钢铁产业会起来,最后遭受到巨大的挫折。所以我们要看到中国城镇化在未来二三十年是有巨大的机会。同时要看到这里面潜伏的挑战,真正要把风险和机会处理妥当,我们还是要有一个比较好的体制,尤其空间支援配置方面要有好的体制,这里面有大量的问题我们都会跟着发展做研究,我的发言就是这样,谢谢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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